[27]参见涂怀莹：《现代宪法原理》，正中书局1992年版，第60页。
然而，实践理性告诉我们，因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约束，设计上看似合理且能自洽的制度，实践中不一定尽如预期。可见，标准设定已采取类型化方法，差别性明显减小。
而且下级法院有需求，上级法院也常常表示同情之理解。然而，对此也应注意的是，特殊案件提级管辖的标准同样是统一即无区别的，毕竟欠发达地区基层法院的审判能力和条件更为有限，无差别的案件下沉，对这些地区的审判工作可能带来更大挑战，不利于保障某些案件的办案质量。审级职能定位改革实施后，高层级法院的诉讼功能尤其是民事诉讼功能被进一步绑定于再审，使再审程序在诉讼制度中的权重进一步增加，可能带来损害法律关系安定性及裁判权威性的负面效应。如再审改革使部分案件重新回到审监合一的审理模式，导致相对于审判业务庭案件负担一般较轻的审监庭案源进一步减少，案件负担不平衡的问题加剧，而且由业务庭作再审审查和审理，即使针对下级法院的生效裁判，因业务条线联系比较紧密，更容易受原判限制，类似问题亦需考虑解决。从实际运行看，同一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自审自纠，尚需要合议庭足够强的独立性，面临的内部压力远远大过于上级法院的改判。
而在下级法院处理可能不利于司法公正的案件，如受诉讼主客场影响的案件，下级法院一方面可能仍然自恃立场公正（少有法院及法官会承认自己处理案件会不公正），另一方面又可能受制于地方影响，往往会缺乏报送案件动力。推动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虽涉及部分外部关系，但主要是各级法院自身的工作，因此工作部署、听取意见也主要是在法院内部。在法律范式的讨论中，进步性范式在新环境中具有适应性和有效性，能以建设性的方式来适应新情况和新问题。
在不确定的风险社会中，安全是重要的行政任务，风险预防被设想为有助于降低风险、确保安全。传统意义上，正当程序原则是指行政权力的运行必须符合最低限度的公正标准，包括公平听证与避免偏私两个方面。在正义性方面，行政执法要保证公平公正公开，促进公共资源的平等配置，提升行政管理效能，实现公民权利保障与公共利益维护的有机统一。另一方面，站在保障行政相对人权利角度，数字行政技术的滥用也会出现诸如数字鸿沟、信息滥用、算法歧视等科技风险。
然而，离开了实体法的支撑，程序法就是空洞的。在制度法论者看来，法律是一种制度性事实，制度存在于规范或规则的背景中，并为着规范或规则而存在。
其中，作为基础规范的行政基本法典不易变动，而作为具体规范的一般/部门行政法则可动态调适。然而，各个领域的行政法律关系，其性质与内容各不相同，很难以行政法律关系为基点建立行政法体系。法典固有的系统性源于内部的整体结构，能够反映法典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一致性、统一性和相互依存性。亦即行政机关在作出不利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决定时，应当充分听取其意见、陈述和申辩。
作为法律思维工具，法律原则比法律规则更具弹性，真正意义上的立法应当始终是一种依照既定原则行事的担当。在合作行政过程中，国家的角色逐渐从亲自给付到保证给付转变、从单向管控向合作治理转型，这有利于行政组织瘦身、缩减行政成本、提升行政效能。符合回避条件的，应当依法回避。行政法的绝对法典化主张将所有的行政法律制度纳入同一部行政法典中，编纂成统一的行政法典。
立法者需尽量用逻辑清晰、层次分明的质料准确地表达文本的内容，并按照体系性思维，将所有的法律文本安置在协调统一的秩序中，形成一个价值融贯和规则联结的整体。法学的科学性在于推动法律秩序的体系化建构，法典是系统而全面制定的法律体系。
一部法典之所以能够成为典范，就是因为通过聚合性的法律文本将规范内容和价值理念按照一定的逻辑结构进行体系性编排，能够发挥内在体系化的功能。民族性是行政基本法典的精神特质，要求其传承和形塑中华法治文明，体现和融入本土法治实践，回应和引领时代法治发展。
在治理现代化的价值驱动下，行政机关承担着国家治理的重要职能，必须以实现善治为目标，建设良善型政府。另一方面是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到来，政务工作逐渐向数字化平台转移，人们需要运用信息工具参与数字行政。在此基础上，2021年中央先后印发了关于深化农业、市场监管、交通运输、生态环境保护等五个领域的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指导意见，由此综合行政执法正式走向制度化。行政基本法典要贯彻为民立典的历史传统。法典在延续民族精神的同时，也应该充分容纳思想观念、社会结构、技术发展等各个方面的演化。诚信原则是政府公信力的体现，要求行政机关行使权力，应当遵守诚信，恪守承诺，非因法定事由并经法定程序，不得撤销、撤回、变更已经生效的行政行为。
一定的事实和一定的法律效果在不同的法律关系中可以重复出现，从不同的法律关系中抽象出共通性的法律规律，就能够建立法律规范内在关联性的体系连接。这就为部门立法预留了足够的裁量空间，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行政法法典化的开放性。
在行政法的法典化过程中，也出现了绝对化法典与相对化法典之争。在行政基本法典中，还需贯彻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念，保证民主参与、听证、公开。
也有观点认为采用法律汇编的形式，将纷繁复杂的部门行政法作为分则部分，与行政法总则部分整合到一起，共同形成一部形式意义上的行政法典。规范呈现出来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具体的制度，行政法的体系化还需将零散的行政法律制度串联起来，形成秩序井然的有机制度体系。
德国耶林曾指出：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私主体实质性地参与公共职能，形成行政法治中公权与私权相互交融的全新景象，被称为新行政法。在行政基本法典中，公民权利保障与公共利益维护的层级划分是此起彼伏、相互调适的，具体的利益配置模式取决于立法目的，各种目的的优先性有所差别。在现代社会，为有效保障公众的参与权和知情权，程序正当原则还延展到整个民主政治领域，又扩充了公众参与和行政公开两个原则。
基本原则居于核心枢纽地位，是所有行政法规范中基础性原理、准则和精神的共同体现，对行政法规范具有稳定、协调和优化价值。法律如同一个民族的语言一样，是其历史的内在关联性的产物。
在各个分则编的内容上，行政组织法篇主要是为了解决行政行为的主体资格问题，实现行政组织职能合理、架构明确、员额精简、调整灵活的目标，从而为深化政府再造改革、促进行政效能提供规范依据。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元宇宙等新技术新应用与行政法的深度融合，催生了自动化执法、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数字政务服务等新型行政法治实践。
所以行政基本法典的各分篇也只能采取提取公因式的方法，对共通性的行政行为规律进行确认，而不能像《民法典》那样规定得过于具体详实。平等原则要求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应当遵循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原则，无正当理由，不得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差别对待。
在我国的宪治历程中，优良的公法传统就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它们是中华民族团结奋进的根本保证、根本宗旨与制度保障。法律秩序是一般规范与个别规范根据法律调整自身的创造而联结成体系，低级规范的内容根据高级规范创立。行政法的规范体系亦是由效力规范体系主导，呈现出一种动态等级规范体系。裁量基准制度在我国经历了从地方到中央的法治化演进之后，2021年被明确写入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成为我国行政法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退化性范式则具有针对性和个别性，只能以修订自身的方式来应对新环境和新问题。将所有行政法领域中实质上相同的规定统一起来，按照一定的逻辑结构和体系安排集聚成典，就形成一个普遍适用的有机行政法整体。
符合职能分离条件的，应当职能分离。实践中，我国的行政法规范对于立法目的排序则存在相互矛盾之处。
近年来又有学者主张制定行政基本法，通过提取行政法的基本特征，制定一部类似于行政法大纲的规范所有行政行为，在行政法体系中起纲要性、通则性、基础性作用的法律。在一个法律体系中，真正的法规范命题是内在的应然命题。
